张爱玲小说《五四憾事》先出炉的是英文本，题为WHEN LOVE COME TOCHINA,意为“爱情来到中国的时候”。言下之意，传统中国原无“爱情”一说。倘“爱情”特指在西方由骑士之恋发展出来的，带着宗教意味、形而上性质的男女之情，我们的传统里确实没有，无他，我们原本就没有一个纯然的“形而上”。中式的男女恋情是“两情相悦”，并不从这一点上飞升出去，像西人的柏拉图式一样进入一个抽象的境界。倘说这才是浪漫之爱，国人大可不必愤愤不平，必寻觅追认而后快，以期凡西人所有者，我亦早已有之——事实上“浪漫”一词，本身就是舶来。

  然而若说“爱情”并不一味地指向超凡脱俗，而是指一种有异于常的情感、情绪状态，或指向男女之情不可思议的性质，则又可说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了。不可思议，自然不可理喻，不可理喻之事，自然有几分神秘性。西方人于此神秘性的大事渲染，固然无以复加，中国人没那么戏剧化，对此中神秘性的一面却也并非不着一词。只是西人大体的状写、描摹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式的，锐利、强烈，强调的是不可抵挡的裹挟之力，闪电击中、烈焰焚身的爆发，中式的踵事增华则是百转千回式的，即使所谓“一见钟情”看似西方的浪漫相近了，其实还是两路，不由分说，一箭穿心似的如同定格。“长久时”固不必说，“朝朝暮暮”里所有的冥冥中的心心相印也有一种绵延性，余味曲包同时又余味不尽，仿佛是稀释了浓度。就连“缘分”一词原本具有的神秘意味也变得仿佛不够神秘。

  究其本意，“缘分”一语该是对情爱神奇性质的叹喟，西人对此不可解则更多地应以震惊。还原到最后，皆是在面对此中的神秘，是面对神秘的一种反应。无力去驾驭，我们就将其神秘化，于是相悦之情的无奈便转化对一个冥冥中超乎我们之上的更高意志的顺从。所谓“命中注定”，正是此意。若不怕拆碎七宝楼台，所谓神秘者其实也不难分解，不过是一种诗化了的偶然性。有道是“无巧不成书”，实则“无巧”则一事不成，“巧”不就是偶然性吗？无数的断章残篇，有头无尾，无头无尾，东鳞西爪，难以成“书”的故事碎片，皆因没有“巧”来串连。唯如此，那些侥幸成篇的故事便似真格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草灰蛇线，伏线千里，奔凑而来。

  偶然之所以为偶然，即在其难得，偶然性是小概率事件。“缘分”、“天作之合”一类的说辞，隐然将偶然解释为一种必然性，实在可视为某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偷天换日之举。事实上世上万事万物，偶然无所不在，我们把那些愿意接受的偶然性称为“缘分”或“有缘”，将己所不欲的偶然性称为“无缘”，倒也省事。其实哪里有“天意”存在呢？有的只是纯粹的偶然性。还原回去，看似必然的事情不过是一堆偶然串成的链条。

  张爱玲显然是不承认“天意”的，她的短章《爱》中所写，可视为一种未加藻饰的偶然性：“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由“千万人”、“千万年”那样宏观下来，再寻常的相遇居然是那样的“刚巧”。倒过来推想，相遇的可能性与不遇比起来，竟是微乎其微，不由要让你对那偶然，留几分珍重。

  （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