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味和根蔓中的高沟小酒（二）

从21世纪初开始，淮安市各县区渐渐兴起了叫作“掼蛋”的扑克牌游戏，迅速蔓延到饭店、家庭和宾馆。涟水人不仅爱掼蛋，还口口声声爱说“餐前不掼蛋，等于没吃饭”，老这么说就传成了餐饮业的广告词，形成了酒局开席前必须先掼蛋的明规则，以致人们请客吃饭的约请变换成请客掼蛋的约聚，促进涟水掼蛋水平和高沟酒销量的直线上升。

到了近一两年，掼蛋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中爆炸式地流行开来，成为热遍全国民间的游戏头牌。这种玩牌方式，早在半个世纪前由淮阴地区淮安县（今淮安区）的牌客发明，咱们不谈贡献于人类文明的科技创造和经济文化模式那些大话题，就说全民日渐着迷的掼蛋，任何地方也抢不走淮安人这种“娱乐原子弹”的发明权。今世缘酒业在全国范围接连举办各种掼蛋竞赛活动，推波助澜着掼蛋游戏，不仅把当地的酒文化演绎向高潮，促进淮安拿到“全国淮扬菜之乡”和“世界美食之都”两块金色牌匾，而且丰富了全民对酒文化的益智性理解。掼蛋嘛，主要还是生活娱乐的一种，或许不必过言；而吃喝佳肴美酒就是生活档次了，佳肴少得了美酒吗，假如没有高沟小酒助力提神，有如女貌没有郎才相配，恐怕淮安的两块金色牌匾挂起来也会少底气、不硬气。谈到高沟小酒的功劳，古的远的休提，就从淮阴地区改为淮阴市、后又缩改为淮安市这40年以来，此地的酒规里醉倒了多少人，成长了多少人，成就了多少缘分，做成了多少事，值得去回顾总结。今世缘的一句广告词很豪迈：成大事，必有缘。

对于我这种出生在外省外城，生活、学习、工作在不同地方的人来说，本身没能和涟水县产生过命的交集，也没有为它做出过什么，都有些不好意思叫它家乡，还是叫它宽泛的故乡比较适宜；它是我祖父的生死之地、父亲的出生之地，叫他故乡已是便宜我了，但愿它不会见怪。像我这样挂靠式的涟水人，不过是一个走在外地、涉足世界，常常念及故乡的旅客，对于涟水的环境背景和生活变迁，并没有切身的发言权，或许只有客观以待、横向比照的认知权。

四十年前全国各地都是一样，大面积的农村包围着小块的城市，八亿国人中仅有一亿多的城里人，其中三代以上生活在城市与农村没有直接关系的全国城里人大约有两千万，不过就是三百万个家庭的成员罢了。绝大多数的城里人都是脐带连着乡土农田的第一代进城人，只能算是半个城里人，或者说是城里的农村人，他们虽然吃着成品粮，不仅骨子里的生活习惯和情感观念属于农民性质的，每当农忙时节还得返乡回村帮父母家眷干农活。直到如今，除非是几个一线都市，各地的城市生活并没有脱离农耕精神的根源，每条街巷、每个小区中甚至高层住宅的楼顶上，都还弥散着小菜地加几只鸡鸭的农业生活气息。苏北淮安更是如此，那些在年轻时奋斗到了城里生儿育女的中老年市民，说起家乡必然追根到某个乡村，具体到一棵柳树、一方池塘、一块农田，具体到感情深厚的父母、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和四姑五叔六舅，具体到干什么农活、曾经受过的贫穷饥饿，具体到难得在过大年时吃过的肉，喝过的酒。

然而，第一代进城人的子孙90后和00后们的社会生活观念，普遍存在着与并不久远的父母那一代的时空断层，不知是故意回避眼面前的打补丁的家族生活史，还是父母亲和书本没有告诉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来的，好像他们都是生长在进入工业文明几百年的纽约、巴黎之类的家庭中，根本不理会家乡在何方，也不介意爷爷奶奶叫什么名字，好像他们这一代的家乡就是目前居住的北京、上海，或者是淮安、扬州的泛泛地域，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村庄。身处淮安这种三四线城市的青年居民，绝大多数是二代城里人，残留着前代人的原始农业基因，根连着不远处、不久前的乡土农田、镰刀锄头和牛粪猪圈，但是他们没有意识、不屑于提及那个老家，难道他们居住的某城区某住宅小区是自己的家乡吗。世界变化如飞生活进步太快，这些90后和00后们，是21世纪二十年代的新一辈了，不太有什么家乡观念、老旧思想是正常的，就是不懂高沟小酒的滋味，爱喝啤酒洋酒也是正常的。如果问我对这种“代沟”的存在有什么意见，我觉得在21世纪才刚刚发达起来的现代生活中，家庭文化和家史传承存在着“故意的”普遍缺失，一代家长们不愿直面不久前的“穷家史”，只想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去争喝现代化的富贵洋酒，弱化虚化了教育后代品尝乡土佳酿的知识、经验和能力。

与人类发展史一样，一个地方的城市文明的程度，指向存在和进步指标的高低，包含科技经济创造、市民见识素质和开放包容性。在管死户籍和活动范围，出县出市都需要单位或地方出示盖章的书面证明的1983年以前，乡村人口被固定死了不消说，城市人口也谈不上什么流动性，即使少数能够外出的公职人员买张机票、火车软座票，住个旅馆都要所属单位、组织出具介绍信，否则就不能如愿。那时候没有身份证，带着比命贵的城市户口簿出门也不起作用，走不了多远就得回头；而农民不可能去外地打工，根本就没有农民工一说。这样的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别说大多数没进过城的农村人了，就是为数不多的城里人也只是圈于一地而已，心目中除了虚幻的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全部的天地就是居地的小城街市及辖区的农村。

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来，苏北小城淮安逐步长大，一直处于追赶苏南的愿景中。这里人口的对外流动性，主要体现为农民到外地务工，其次是到外地求学、分配工作到外地，当兵到外地、调动工作到外地、婚嫁原因移居到外地等等，还有就是近十年来跟着优惠旅游团去外地玩玩；而从外向内的人口流动，近十几年来逐渐增多，多为经商办企求学，以及出差、旅游之类。除了外出务工的农民群体人数庞大，总体上淮安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很弱，这决定它的社会开放度和见识度。淮安人的生活维度、看世界维度、价值观维度从来都是以家乡为坐标元点，向外去延伸成轴线，延展成块面和空间，绝不会站在北京、上海或世界的坐标元点去看待世界，去反观自身的生活地。对于封闭而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如果一辈子活到中青年时，都没怎么出过省、没乘过飞机地铁，这很普遍没有什么值得嘲笑的，可能是缺少条件和机会，也可能是“出门万事难、走一步花一钱”的农业生活观念的限制造成。但是，在“足不出户”者中，如果有人并没有出心出力为家乡添过砖加过瓦，又自以为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一辈子在莫名其妙地嚷嚷外面的世界什么都不好，什么都是家乡美、家乡好、家乡强，自称家乡是大XX（市）、大XX（县），却又拿不出优势的美、好、强、大的物质存在与文明贡献来作证，谁能认可你这种爱家乡的动机成色呢。应该敲一敲醉眼迷蒙的脑袋自问一下，是不是整天总是喝得小酒偏高，从未想过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之类的成语，是怎么刻到词典里的？

有一个常识，世界历史上凡自称为大的大日耳曼、大斯拉夫、大清帝国、大日本帝国、大塞尔维亚、大阿拉伯利比亚等等，全被世界文明的进步秩序所淘汰。反面的情况是，原始的非洲大陆居民，在未被开化前就是如此，一方面认定本地是躺赢外面世界的完美天堂，在封闭的范围内自大无比，另一方面用祖传的文物遗产、地产的黄金钻石和美酒佳酿，去换外面世界的火柴、手纸、口香糖之类，这不是愚昧无知又是什么。历史的运转，只承认富裕发达而否定穷困落后，一个国度或地方的穷困落后是可怕的，而愚顽不化更为可怕，穷而志短是可怕的，穷而虚妄自大更可怕。

所谓大英帝国的名字中，确实有大不列颠群岛的地理本身的“大”字，英国人却从不自称大英帝国，称大英帝国的都是他称，包括国人习惯这样称；上海的名字中有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最发达的大都市的“大”字，上海人却不爱自称大上海，称大上海的都是他称，包括小地方人习惯这样称。历史上或现代真正大的国家和城市，都不会刻意称大而且会拒绝这种阿Q境界，外界也不称其为大，谁听过大罗马帝国、大美国、大法国，大北京、大广州、大南京的自称和他称。请别再违背现代文明社会应有的价值观念，未酒先醉瞎嚷嚷厉害了我的什么了，实在是丢自己的人、地方的人和国家的人。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生活已经进行了几百年，普遍的城市化生活进行了二百多年，人们没有原始的农业主义概念和生活方式。少数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恰恰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城乡差别”的生活水准比较差，而是远远高于城市的平民。在纽约或洛杉矶等都市，主流人群的居所都在城郊乡镇，美酒不离酒柜、餐桌，随意随时饮用；整天居住在市区公寓的都是辛苦工作生活的工薪阶层，而夜晚的市区流浪者影影绰绰露宿街头，有的人怀里抱着不知怎么来的酒瓶。

（节选自沙克散文《乡味和根蔓中的高沟小酒》）

[作者介绍]沙克，当代诗人，一级作家，文艺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