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佛教与中国文化结缘的启示

缘”是佛教文化的核心理念，充满辩证色彩。这个命题，似乎不言自喻，稍加辞色，便落言筌。但要给予确切解说，却又茫然无绪。诚如各位先生所说，佛有佛缘，道有道缘，儒有儒缘，当然，文也有文缘。

佛教与中国文学结缘，肇自两汉之际。自兹以降，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既广且深；若作概括，荦荦大者至少有如下数端：第一，佛教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第二，佛教拓宽了中国文学的思维空间；第三，佛教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体裁题材。譬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T型帛画所表现出来的上天、人间和地狱观念还比较简单，甚至还有一种幽暗的美。而王琰《冥祥记》及大足石刻所表现的地狱就非常恐怖，令人不寒而栗。过去，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常常有《大言赋》、《小言赋》之类的题材，极尽夸张之能事，然而与志怪小说中幻化情节相比，实乃小诬见大诬，不足论列。至于文学体裁及题材方面的例证，如近体诗的出现，如魏晋志怪小说的繁荣，更是举不胜举。对此，学术界多有论述，这里可以存而不论。

过去往往将汉唐文学并称，其实汉唐很不相同。汉代融汇中原各个地区文明的精华，铸成中华文明外儒内霸的特质；而唐代则融汇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西域文明的精华，涵养中华文明有容乃大的胸襟。作为一种外来文明，佛教与中国文学的结缘，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第一，中华文化以其深厚的底蕴和博大的风采，具有强大的民族亲和力。中华文明在其开创初期，实际已经包容着黄河、长江、漠北、岭南的多元区域性格，并在其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中原内向汇聚以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双向性认同趋势。佛教进入中国，其实也是一种双向选择：佛教选择了中国，中国也选择了佛教，并使之溶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与儒家学说、道家思想一起，为民族亲合力的形成起到了深刻的润滑作用。隋唐统一和五代十国混乱而进入宋代之后，辽、金崛起于北方，元、清统一而疆域辽阔，均为少数民族占据最高政治舞台，但依然继承着、丰富着和推进着中华文化的血脉，而没有出现世界其他地方出现过的文明中绝的野蛮时代。辽代疆域极盛时期，实行北南两面官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元代开国，采纳耶律楚材的主张，“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忽必烈的周围形成儒士幕僚集团，甚至他本人也被尊为“儒教大宗师”。在改朝换代、民族冲突转剧之际，多元文化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粘合剂，互借所长，融合再生，使整个民族文化在痛苦中重获新的辉煌，这是世界文化史上很难看到的奇观。

第二，中华文化以其中和的气质和集美的胸襟，具有对不同文化智慧、甚至宗教派别的强大的兼容性。中国文化吸收了印度佛教，同时又改造了印度佛教，吸收外来文化，不仅不会使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中断，而且还会大大促进自身文化传统更快、更丰富、更健康地发展。由于中国地大族众，各民族的精神信仰有很大的区别，没有文化上的兼容哲学，势必国无宁日。凭借着中国文化的中和精神和兼容哲学，各文化流派和宗教流派往往能够在长期的共存和冲突中，逐渐发现和汲取对方的长处，寻找和重释相互可以沟通的精神脉络，在某种特殊的文化张力和渗透中寻找共同发展的可能。魏晋玄学实现了儒道的合流，李唐王朝，三教并重，宋代则真正完成了儒、佛、道三教的融合。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出入于释、才，反求诸六经”，受到过佛学的启发，甚至吸收和改造了佛学的某些因素，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金、元时代与儒学关系极深的道教全真派，创教之初就“欲援儒、释为辅”，丘处机拜会成吉思汗时，建议向儒者垂询治国之道，“以敬天爱民为本”。并不是说他们创造的教派和学理有何等高明之处，而是说中国文化的内质中存在着化解冲突、走向共存的因素。尤其在当今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日益成为困扰世界的焦点问题时，这种兼容精神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第三，中华文化以其向外开拓发展和进行形式转移的强大功能，为自己扩大了可资利用的智慧资源，加强了自己在新领域的创新性。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以后，迅速大众化与本土化，转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不可否认，由宋至清的官方正统或道统文化具有崇古守旧的弊端，但是民间文化和介于雅、俗之间的诸多文化形态却保存着相当活跃的智慧流通、转移和创新的成份。在文学方面，一种文体发展到极致而转向僵化、衰落的时候，往往有一批敏锐的、有才华的文人把智慧拓展和投入到另一种尚处于民间的文体之中，从而打开了一片创新的天下。正如鲁迅所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作为时代性文体的宋词，是隋朝把西域胡人的俗乐转化为燕乐，初、盛唐时期流传于教坊，由无名氏依曲填词，中、晚唐有著名诗人参与其事，最终大盛于两宋的。元曲据说是由“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变而为杂剧”。所谓“院本”就是流行于伶人聚居的行院中的戏曲底本，可见也是民间艺术形式刺激了文人创作“新声”的灵感。成为明清时代标志性文体的小说，在晚唐五代接受了佛教俗讲的影响，于宋元时期流行于民间，在明代由富于创造力的文人参与，才出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等“四大奇书”的。这一系列重大的由俗入雅、以雅化俗的文体转移和创新的现象，说明中国文化最有创造性的部分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向不同的文化层面开放。这一点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向外国文化开放，从而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可以后先辉映的。

第四，中华文化讲究事物和艺术的整体性和有机性，注意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联系，在文化创造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佛教强调众相因缘，儒家强调天人关系，老子强调事物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医学讲究把人体作为有机整体，人体又作为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宋朝太医局翰林医官铸造第一具针灸铜人，清朝宫廷太医使用《明堂经络图》，都是把人体内外各组织器官看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由一症状而作全息透视，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局部刺激而调动全身的内在潜能。中国绘画不拘泥于定点透视，而讲究流动视点的统合观察，山水云林，远近浓淡，都以心和自然直接相对，从中体悟出诗趣画境。园林艺术讲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讲究曲折错落布局，达到曲径通幽的诗趣。又巧妙运用“借景”，把远近山峦塔、河湖树木借来与园内之景相映成趣。中华文化精华中这种对人、对艺术、对天地万象的协调性和整体性的理解，与现代环境保护意识有相通之处，甚至在这种意识中平添一点诗意。

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在继承传统与吸收外来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开拓了自己的思维空间和理论体系。两千年来，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结缘已经修成正果。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梁章钜（1775—1849）在其《浪迹丛谈》中有这样一则笔记，是用音译的方式记述英文十二个月份的发音。这则笔记题曰“外夷日月”，由此不难看出作者的猎奇和轻蔑的态度。他当然不会想到，就在他辞世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以英语为主要载体的西方文化就大踏步地挺进中国，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一个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当然也打上了西方文明的深刻烙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约五十年间，以进化论思潮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研究汲取百年精华，从外来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交融中正悄然经历着第三次意义深远的历史转型。

过去一百多年，作为强势文化代表的西文论著，我们多有译介，而中国的著述却很少对外传播，这当然是一种不对等的文化交往，正如佛教初期传入中国一样。随着西方文明的广泛传播，中国文化同时也在积极寻找着自主创新的发展之中。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文化形态上，自然不再甘心于套用某种舶来的观念去解读中国文化，而是要将这种外来文明的精华溶入到中国文化的血脉中，这显然是一种进步。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重新回首佛教和中国文学的因缘际会，确实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最重要的一点，立足于本民族的伟大传统，以开放的胸襟容纳百川，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