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25
古往今来,在社会学史和文化史上争议最大的事物有三:曰美女、曰金钱、曰酒。前两者不太容易得手,并且危险性大。枚乘《七发》以为“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足见女人,尤其是美女,可慕可爱之外,潜藏着可畏的因素。而金钱,其绚丽固如豹皮,但豹能咬人,也确是事实。惟有酒,人人得而饮之,潦倒困窘如孔乙己者,也能赊酒喝淡泊寡欲如五柳先生者,也能“造欲辄尽,期在必醉”。于是对于酒,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而酒对待人,则无尊贵卑贱,一视同仁,都竭尽它的本性,帮助你去做你想做的一切。有人说,酒是灵感的源泉、艺术的上帝,其实,它何尝不是所有人的朋友或情人、仆役或帮凶、神灵或恶魔。
在我看来,酒之性善、性恶,正不必如孟子与苟子对“人之初”的思辩那样去探究,酒的名声由于有了商纣的“酒池肉林”,齐威王的“好为淫采长夜之饮”,有了买刀的牛二、狎妓的西门庆,便狼藉起来。其实,这些人即使不饮酒,也不会改其质的。酒,在《说文》中就是“酉”字,“酉”则作“就”字解。“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这是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善者饮酒与恶者饮酒,他们的行为方式、准则、效果大相径庭,原与酒性关系不大,大体是人性所致。
那么,酒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以水为形,以火为性,是五谷之精英、瓜果之灵魂、乳酪之神髓,望之柔而即之厉。它清洌的器皿、纯净的色泽、醇厚的芳馨,使所有的人,从王者霸主到流氓泼皮为之心荡神驰。饮酒的快乐,真不可一言以尽。它使人类的情绪经过了一番过滤,这其中当然有化学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复杂过程。而酒过三巡,人都有了变化,这却是概莫能外的事实。酒可以点燃情绪,焚烧回忆,引发诗思,激励画兴。酒使你的思维删繁就简,使你的语言单刀直入;你会从种种繁文缛节的思虑中脱颖而出,宛若裸露的胴体,都真实不虚。善也真,恶也真;酒使善者更善,恶者更恶;使智者更清醒,愚者更痴昧;酒使勇者拔刀而起,怯者引颈受戮。酒把你灵魂深处的妖精释放,使你酒醒之后大吃一惊——我会做这样的事吗?酒使我们想起某些人讳莫如深的哲学命题:复归。
酒之为用,对每一个人的感情世界,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它使你爱之弥深、恨之弥切;使你惆怅转入凄凉,忧思更添新愁,热情跃向激烈,感慨翻为浩叹;使你思也渺渺,情也悠悠。酒是欢乐的酵母,又是痛苦的激素;酒使你在体内发现另一个自我,一个“膨胀了的自我”。
把酒视为可以泽苍生,使人迷离得悟的,莫过于佛家的“醍醐灌顶”之说。醍醐是乳,亦是酒,正如《春秋纬》所云“酒者,乳也”,古代把酒称作“天乳”。在西北,我饮马奶子酒,对乳与酒的关系才有了实感。佛把深入法性的最深一层的智慧和遍知一切法相、无所不在的智慧输入于人,宛如醍醐灌顶,彻上彻下彻里彻外得到“觉悟”或者“醒悟”,这不正说明酒不仅仅会醉人,也能醒人,不仅仅能醉世,也能醒世?酒,激励过勾践,《吕氏春秋》曾载“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遂将美酒倾入江流,与民共享,唤起越人同心复国的信念,与吴王夫差,背水决战。这是勾践和整个越国的“醍醐灌顶”。1976年“四人帮”就擒,举国欢庆,酒市为罄,这是十亿人的觉悟,人们用酒洗涤我们民族身体上的、心灵上的积垢,这是十亿人的“醍醐灌顶”,整个民族的“醍醐灌顶”。
然而,清醒有时是痛苦的,《楚辞》中的渔父劝屈原“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酗”,我想是出于对一位伟大的孤独者的深深同情。屈原知道“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会遇到厄运的,然而他却愿意直面人生,承受苦难,“九死其犹未悔”。历史上不少杰出的人物,由于自信内质的坚强,他们不须“从众”以求安全,不欲“认同”以保山头,独来独往,空所依傍。屈原说:“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园之能因兮,夫孰异通而相安。”在彼时彼地,屈原不饮酒,清醒得庄严,他要以自己清醒的判断,以报社稷。李太白则不然,作为诗人,他没有屈原那样的历史使命感,也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他清醒的时候只希求韩荆州幕下的盈尺之地,只希求不作“蓬蒿人”。而当他“但愿长醉不愿醒”的时候,李白的人格才高大起来,他才能傲视权贵,不愿摧眉折腰;他才能梦游天姥、飞渡镜湖,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不朽的李白,他的诗思才插上了垂天之翅。他饮得浪漫,酒使他思想的渣滓沉淀,使自己的灵魂在净化之中复苏。酒对于李太白,无异是诗神,在欧洲称缪斯,在中国称灵芬。于是,我想有些人应当醒,有些人应当醉。作曲家中深邃隽永的王立平应当醒,才情纵横的王酩应当醉;画家中磅礴庄严的李可染应当醒,浑然天际的傅抱石应当醉。
我性嗜酒,因此我的一切幸福和不幸的回忆都和酒有缘。然而,幸福的事大体韵味不长,而悲痛的事却往往历久弥新。其实,“忆苦”是不须提倡的,人们会时时忆及。“艰难苦恨繁霜鬓”包含了杜甫对丧乱流离的全部悲痛的追忆,而“潦倒新停浊酒杯”则是他兴味索然、悲莫大于心死的写照。能悲痛的人,就有理想的光照;能悲痛的民族,就有灿烂的前景,我们担心的是对一切无所动于衷。
我曾有一位可钦、可敬、可叹、可悲的长兄——范恒,现在已埋魂长江之畔。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信念,用他一生备极痛苦的历程,做了庄严的诠释。1957年划为右派,1981年彻底改正的时候,他已去世十年。人们含着热泪回忆他,认为今天很难找到像大兄这样的人品、学问和才能的人。然而他的悲剧是直到他弥留之际,仍认为对他的处分是正确的。他只期望在一息尚存的时候,能脱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的这一点愿望,也不曾能实现。他十八岁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旋转上海地下党,临危犯死者多次,决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但在他划为右派之后,他是永远地隐忍,他内心的孤寂和凄凉是深不可测的。他爱上了酒,而他囊橐萧瑟,只有饮劣质的零售的酒。他读遍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述和有关匈奴的所有资料,写出了洋洋洒洒的数十万言的《匈奴史》。他写了很多自谴自责、深自悔恨的诗。直到他得了癌症,才停止了饮酒;与酒告别的时候,他也快与生命告别了。当我从北方返里,拿着一瓶“二锅头”去见他时,他淡然苦笑说:“那就作来世再喝吧。”话毕,汪然出涕,继之失声大哭。我的印象之中,他从我少小时教我唱:“在胜利的九月,祖国,你从英勇斗争里解放……”他的面上永远平静而深沉,从来没有哭过,即使被“造反派”打得皮开肉绽,也从不哼一声。十多年后,我去他简陋的墓前,洒下的是最好的茅台,然而,大兄生前从未尝过这样的好酒。今天,在所有的欢宴之上,我把酒之时,总是想到我的大兄,酒的甘美立刻带有了苦涩。
我还曾有一段过眼烟云似的爱情,那时我正年轻,为了信誓旦旦的爱,我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傻,可以痴。1970年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军代表指着荒凉的湖滩说:“你们的墓地应在这儿找好。”知识分子的跌价,使很多青年失去爱的权利。我和好几位同去的青年相继收到北京情侣断交的信。我不仅收到了无情的信,还有准备作新房的房门钥匙,而且女友将所有爱的信物交给了当初的介绍人。然而,我对她的爱情并不曾消褪,在悲愤中,我向急湍的水中走去。被人救上之后,我彻然大悟,与那些同病相怜的失恋者相约,将女友们的相片、信札带上,到湖边付之一炬。因为我们知道,在那种时节,一个下放到荒远干校的人,想与北京的姑娘相爱,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既然如此不如快刀斩乱麻。我们在火光中烧掉的是昔日的欢愉与幸福,我们举起酒杯,对着莽莽苍天、瑟瑟苇荡——干杯,为了爱情的死亡!我平生爱情的罗曼史甚少,并不似街头巷尾之议论,即使这一点不珍惜的情爱,也随岁月之流逝遥远了。“人已各,今非昨”。然而,记忆并不因我霜鬓初染而消失,这苦涩的劣酒却点点滴滴在心头流淌,爱的伤痕是人生最沉痛的纪念。
啊!美酒,你这无所不在的、万能的精灵,我忘不了你;劣质的酒,我更忘不了你,在最困难颠厥的日子里,只有你和清贫的大兄和失恋的我共度那寂寞而冷酷的时刻。我们比不上“八斗方醉”的山涛,“大盆盛酒”的阮咸,更比不上“一饮一斛,五斗解酲”的刘伶。今天,在我画的《竹林七贤》中,他们正举杯豪饮,长歌当哭,而十多年前,我曾和大兄对酌,只是那一毛三分钱一两的白干,相顾寂然,无复豪情。
然而,生活中可留恋、可珍惜、可热爱、可倾心、可感动的事还很多。譬如吴祖光先生诚恳的邀请,嘱我为文,便是一件自认为荣耀的事。吴先生的书斋中自题“生正逢时”横幅,我深悟其中的哲理。这些年我与吴先生交往,未尝有接杯酒之余欢,而为了他高洁的人品和他对祖国、人民的挚爱,我愿干一杯,再干一杯!为了时代的进步和更光明的未来,我愿干一杯,再干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