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与作家木令耆的缘分

  佛教徒常说“缘分”，逢着人生遇合之事得不到解释，便说这是靠的“缘分”。我不是佛教徒，但在祖母的熏陶下，从小就相信“缘分”；而且长大了碰到什么不可知的事情，也都推在“缘分”二字名下。这样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我和美国华人女作家木令耆的认识经过，便是一个例子。

  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到了纽约，又从纽约到波士顿；我和老诗人卞之琳是坐了火车去的。招待的主人原要我们搭飞机，但是我们认为坐火车可以沿途看风景，便谢绝了。到波士顿的时候已近傍晚，我在北京认识的沈爱俪教授早已在站台上迎候，她告诉我们还有一位是刘年玲教授，正去开车到车站门口接我们。说话时我们已到站外，一辆小轿车也在我们面前戛然而止，从车上走出一位年轻的女士，沈教授便介绍我们相识。我上了沈爱俪的车子，因为她将是我的居住主人，卞老则上了刘的车子。奇怪的是我看见刘年玲，总觉得她的脸相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因此顾不了是否唐突，不免多看了几眼。后来她对我说那时她也有些不高兴，这个大陆来的人太无礼了。

  第二天，她请我们吃晚饭，饭后就在她的起坐室内看电视，屏幕上正出现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耍嘴皮子，各人吹牛，卡特拙于辞令，说着一口结结巴巴的数目字，而里根则大显演员的才干，有如西部英雄的枪击，发发中的。我看得乏味，眼光不免在四壁间张望起来。我坐在门边的一张沙发上，对面壁上有幅毛笔写的条幅，字迹遒劲畅朗、清逸洒脱。我从头看到尾，却发现一位素识人的署名。我就不顾礼貌，径直问刘年玲写字的是她什么人，她说是她的父亲。我又问刘年翠是她的什么人，她说是堂姐，是她家姊妹一辈中最大的—个。这时她觉得我问得突兀，便露出迷惘的眼光了。

  现在该由她来问我了。她问我怎么知道她的堂姐？我说她是我少年时的学友，那时我在杭州蕙兰中学读高中，她在弘道女校。这是一对教会设立的兄妹学校，星期日大家在—个教堂里做礼拜。不过使年翠和我熟悉的并不是耶稣基督而是杭州的学生运动。１９３２年初杭州学生第二次到南京向国民党汪精卫政府（蒋介石已下野）请愿，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我和她都是这个学生请愿团的中坚人物。请愿失败了，我们却建立了同仇敌忾的友谊；她思想的明快和行动的坚决，是我钦佩她的原因。

  １９３２年夏我们都高中毕业了，我和她及二位姓任的姊妹一同到上海考大学。她暂住在叔父刘驭万的家里，我曾经到福履里路去找过年翠，见过年玲的母亲，那时年玲还幼小，但她母亲的好客给我的印象极深，所以对于这段经历深印脑际，尤其因为那时我很企慕年翠，以后她未及考大学就突然回去武汉老家，从此音讯毫无，使我在往后的岁月里，常常想起这段经历。后来在五十年代时，才偶然听到她结婚的消息，惟有在心底祝她幸福了，这次在美国居然会到了她的堂妹，我对这次意料之外的遇合，认为这是“缘分”使然，兴许是超自然的安排。年玲和我都珍惜这次会面。

  木令耆是刘年玲的笔名，在美国的华人作家群中颇负盛名。在波士顿，她陪着我们去哈佛大学出席座谈会，陪着我们参观哈佛全校，陪着我们去访问费正清，她热情的招待和爽朗的谈锋，使我印象深刻。有一件事最使我不能忘怀的就是她的洒脱，她在开车到市中心时，环行街区一周，就是找不到停车的地方，而约会时间又将到临，她微微叹了口气，就把车子停在马路的消火栓前面了；我以为她没有注意，便提醒她此处禁止停车，她潇洒地挥挥手说：“至多是张罚款单，何必为这区区小事，去再找麻烦呢？”从此我认识了她倜傥不羁的性格，这是在妇女中很少有的。世上有许多人兢兢业业不敢越雷池一步，但也有许多人豁达大度，不受任何限制。我是惊魂甫定、夹着尾巴做人的，所以衷心敬重不拘小节的人，引为楷模。我和卞老在波士顿逗留了三天，但我认识了不少有个性的朋友，年玲便是其中之一。她送我一本用木令耆笔名写竹林七贤的小说，七贤都是不羁之材，惺惺惜惺惺，她将七贤写得生龙活跳，动人肺腑。她的洒脱，也许是七贤精神的后人。

  她在美国编辑出版一本中文的文学杂志《秋水》，交流海外华人和大陆作家的作品。多年来锲而不舍，默默地工作着。她又多次给大陆与香港的书店编辑海外华人作家的小说选和散文选，使他们和国内的作家们通了声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１９８６年出版了她的《海外文艺漫谈》，纵论欧美及中国的现代文学、戏剧、电影、雕塑、舞蹈和海外华人作家和作品，以及时代思潮。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她的学识和兴趣是多方面的。而且有她经过深思熟虑的独特见解，可惜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做得粗糙，没有把海外华人作家所用的译名和大陆惯用的译名统一起来，可能会使国内的读者起一种生疏感。去年她漫游西北回到北京，送了我一册，题字上写着“为了我们永远存在的多年友谊”。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不但是我和年玲的友谊见证，还是一种学术的交流。

  我是一个疏懒成性的人，尤其惮于动笔写信，因为来信积聚多了，便不知从何谈起，只能不写，她呢？也是经常跑欧洲，因为她在牛津大学读过书，尤其喜欢意大利的风貌，行踪无定，所以我们很少通讯。这许多年来，我们只在必要时，通个长途电话。我以为即使有生花妙笔，也不能写出通话时那种愉快的心情，因为亲耳听到知友的声音，靠近得有如在起居室里闲聊，总为一种友情的温馨笼罩着，她差不多经常回国，探视祖国的文化宝藏，如敦煌和几个佛教胜地。无论她回国与否，每年尾我们必互寄贺年片，在上面写着几句报平安和祝颂的字句。“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就是我们的交往，但在我们见面时，却有谈不完的话可说。八十年代有—年她在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住在大学的勺园招待所，我去看了她几次，那可说我们见面最多的一年了。我们见面时的欢欣，又非几句话可说得清楚，我一向看待她为一位小妹妹，她见面时则称我为兄。我想有一点使我们有“缘分”的话，那是她的大姊，没有她作为我们感情上的媒介，大概不可能使我们如此亲密，又疏淡得出人意外。

  她来北京时，总是来去匆匆，但一定找我去吃一顿饭，图得几小时的畅谈，我当然也珍视这一会面的时刻。我们真是无话不谈：从她的先生、孩子一直谈到她的杂志，她的旅行，美英和华人文学。她是温柔而又机智的，每每一句话启发我对某个外国作家和美国文坛的看法。有时不谋而合，当然谈得投机，即使所见不合，她也是微笑地坐在那儿，静听我的滔滔不绝，这就是她的温柔处。她的机智则在她对有些看不惯的人与事，能用一两句俏皮话，予以打发掉。和她谈话是一种文化享受，有时令我茅塞顿开，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今年旧历年尾，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我以为是她从美国打来的，她说她正坐在建国饭店的客房里我们约定在那里吃午饭，然后送她到张洁家里去。她所以要先住旅馆，便是要首先会见她在京的亲友，以免搅扰张洁的宁静生活，她总是什么事都为他人着想的。我们见面很高兴，一到餐厅里坐下来，就不知哪里来了一长串说不完的话，一顿饭吃了三个钟点。我问她年翠的近况，她说年翠的儿女大都在美国，住在佛罗里达，她们也不常见面，只是通通电话。

  我也知道人生的遇合，有许多偶然性，那半个多世纪前的怅惘，似乎还是昨日之事，可是经过一个做梦也不能想到的机会，竟然使我又接上了在空中飘浮的游丝，认识年玲，这不是“缘分”又能用什么来解释呢？

  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６日听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