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曾：干一杯，再干一杯!

古往今来，在社会学史和文化史上争议最大的事物有三：曰美女、曰金钱、曰酒。前两者不太容易得手，并且危险性大。枚乘《七发》以为“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足见女人，尤其是美女，可慕可爱之外，潜藏着可畏的因素。而金钱，其绚丽固如豹皮，但豹能咬人，也确是事实。惟有酒，人人得而饮之，潦倒困窘如孔乙己者，也能赊酒喝淡泊寡欲如五柳先生者，也能“造欲辄尽，期在必醉”。于是对于酒，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而酒对待人，则无尊贵卑贱，一视同仁，都竭尽它的本性，帮助你去做你想做的一切。有人说，酒是灵感的源泉、艺术的上帝，其实，它何尝不是所有人的朋友或情人、仆役或帮凶、神灵或恶魔。

在我看来，酒之性善、性恶，正不必如孟子与苟子对“人之初”的思辩那样去探究，酒的名声由于有了商纣的“酒池肉林”，齐威王的“好为淫采长夜之饮”，有了买刀的牛二、狎妓的西门庆，便狼藉起来。其实，这些人即使不饮酒，也不会改其质的。酒，在《说文》中就是“酉”字，“酉”则作“就”字解。“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这是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善者饮酒与恶者饮酒，他们的行为方式、准则、效果大相径庭，原与酒性关系不大，大体是人性所致。

那么，酒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以水为形，以火为性，是五谷之精英、瓜果之灵魂、乳酪之神髓，望之柔而即之厉。它清洌的器皿、纯净的色泽、醇厚的芳馨，使所有的人，从王者霸主到流氓泼皮为之心荡神驰。饮酒的快乐，真不可一言以尽。它使人类的情绪经过了一番过滤，这其中当然有化学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复杂过程。而酒过三巡，人都有了变化，这却是概莫能外的事实。酒可以点燃情绪，焚烧回忆，引发诗思，激励画兴。酒使你的思维删繁就简，使你的语言单刀直入；你会从种种繁文缛节的思虑中脱颖而出，宛若裸露的胴体，都真实不虚。善也真，恶也真；酒使善者更善，恶者更恶；使智者更清醒，愚者更痴昧；酒使勇者拔刀而起，怯者引颈受戮。酒把你灵魂深处的妖精释放，使你酒醒之后大吃一惊——我会做这样的事吗?酒使我们想起某些人讳莫如深的哲学命题：复归。

酒之为用，对每一个人的感情世界，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它使你爱之弥深、恨之弥切；使你惆怅转入凄凉，忧思更添新愁，热情跃向激烈，感慨翻为浩叹；使你思也渺渺，情也悠悠。酒是欢乐的酵母，又是痛苦的激素；酒使你在体内发现另一个自我，一个“膨胀了的自我”。

把酒视为可以泽苍生，使人迷离得悟的，莫过于佛家的“醍醐灌顶”之说。醍醐是乳，亦是酒，正如《春秋纬》所云“酒者，乳也”，古代把酒称作“天乳”。在西北，我饮马奶子酒，对乳与酒的关系才有了实感。佛把深入法性的最深一层的智慧和遍知一切法相、无所不在的智慧输入于人，宛如醍醐灌顶，彻上彻下彻里彻外得到“觉悟”或者“醒悟”，这不正说明酒不仅仅会醉人，也能醒人，不仅仅能醉世，也能醒世?酒，激励过勾践，《吕氏春秋》曾载“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遂将美酒倾入江流，与民共享，唤起越人同心复国的信念，与吴王夫差，背水决战。这是勾践和整个越国的“醍醐灌顶”。1976年“四人帮”就擒，举国欢庆，酒市为罄，这是十亿人的觉悟，人们用酒洗涤我们民族身体上的、心灵上的积垢，这是十亿人的“醍醐灌顶”，整个民族的“醍醐灌顶”。

然而，清醒有时是痛苦的，《楚辞》中的渔父劝屈原“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酗”，我想是出于对一位伟大的孤独者的深深同情。屈原知道“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会遇到厄运的，然而他却愿意直面人生，承受苦难，“九死其犹未悔”。历史上不少杰出的人物，由于自信内质的坚强，他们不须“从众”以求安全，不欲“认同”以保山头，独来独往，空所依傍。屈原说：“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园之能因兮，夫孰异通而相安。”在彼时彼地，屈原不饮酒，清醒得庄严，他要以自己清醒的判断，以报社稷。李太白则不然，作为诗人，他没有屈原那样的历史使命感，也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他清醒的时候只希求韩荆州幕下的盈尺之地，只希求不作“蓬蒿人”。而当他“但愿长醉不愿醒”的时候，李白的人格才高大起来，他才能傲视权贵，不愿摧眉折腰；他才能梦游天姥、飞渡镜湖，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不朽的李白，他的诗思才插上了垂天之翅。他饮得浪漫，酒使他思想的渣滓沉淀，使自己的灵魂在净化之中复苏。酒对于李太白，无异是诗神，在欧洲称缪斯，在中国称灵芬。于是，我想有些人应当醒，有些人应当醉。作曲家中深邃隽永的王立平应当醒，才情纵横的王酩应当醉；画家中磅礴庄严的李可染应当醒，浑然天际的傅抱石应当醉。

我性嗜酒，因此我的一切幸福和不幸的回忆都和酒有缘。然而，幸福的事大体韵味不长，而悲痛的事却往往历久弥新。其实，“忆苦”是不须提倡的，人们会时时忆及。“艰难苦恨繁霜鬓”包含了杜甫对丧乱流离的全部悲痛的追忆，而“潦倒新停浊酒杯”则是他兴味索然、悲莫大于心死的写照。能悲痛的人，就有理想的光照；能悲痛的民族，就有灿烂的前景，我们担心的是对一切无所动于衷。

我曾有一位可钦、可敬、可叹、可悲的长兄——范恒，现在已埋魂长江之畔。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信念，用他一生备极痛苦的历程，做了庄严的诠释。1957年划为右派，1981年彻底改正的时候，他已去世十年。人们含着热泪回忆他，认为今天很难找到像大兄这样的人品、学问和才能的人。然而他的悲剧是直到他弥留之际，仍认为对他的处分是正确的。他只期望在一息尚存的时候，能脱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的这一点愿望，也不曾能实现。他十八岁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旋转上海地下党，临危犯死者多次，决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但在他划为右派之后，他是永远地隐忍，他内心的孤寂和凄凉是深不可测的。他爱上了酒，而他囊橐萧瑟，只有饮劣质的零售的酒。他读遍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述和有关匈奴的所有资料，写出了洋洋洒洒的数十万言的《匈奴史》。他写了很多自谴自责、深自悔恨的诗。直到他得了癌症，才停止了饮酒；与酒告别的时候，他也快与生命告别了。当我从北方返里，拿着一瓶“二锅头”去见他时，他淡然苦笑说：“那就作来世再喝吧。”话毕，汪然出涕，继之失声大哭。我的印象之中，他从我少小时教我唱：“在胜利的九月，祖国，你从英勇斗争里解放……”他的面上永远平静而深沉，从来没有哭过，即使被“造反派”打得皮开肉绽，也从不哼一声。十多年后，我去他简陋的墓前，洒下的是最好的茅台，然而，大兄生前从未尝过这样的好酒。今天，在所有的欢宴之上，我把酒之时，总是想到我的大兄，酒的甘美立刻带有了苦涩。

我还曾有一段过眼烟云似的爱情，那时我正年轻，为了信誓旦旦的爱，我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傻，可以痴。1970年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军代表指着荒凉的湖滩说：“你们的墓地应在这儿找好。”知识分子的跌价，使很多青年失去爱的权利。我和好几位同去的青年相继收到北京情侣断交的信。我不仅收到了无情的信，还有准备作新房的房门钥匙，而且女友将所有爱的信物交给了当初的介绍人。然而，我对她的爱情并不曾消褪，在悲愤中，我向急湍的水中走去。被人救上之后，我彻然大悟，与那些同病相怜的失恋者相约，将女友们的相片、信札带上，到湖边付之一炬。因为我们知道，在那种时节，一个下放到荒远干校的人，想与北京的姑娘相爱，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既然如此不如快刀斩乱麻。我们在火光中烧掉的是昔日的欢愉与幸福，我们举起酒杯，对着莽莽苍天、瑟瑟苇荡——干杯，为了爱情的死亡!我平生爱情的罗曼史甚少，并不似街头巷尾之议论，即使这一点不珍惜的情爱，也随岁月之流逝遥远了。“人已各，今非昨”。然而，记忆并不因我霜鬓初染而消失，这苦涩的劣酒却点点滴滴在心头流淌，爱的伤痕是人生最沉痛的纪念。

啊!美酒，你这无所不在的、万能的精灵，我忘不了你；劣质的酒，我更忘不了你，在最困难颠厥的日子里，只有你和清贫的大兄和失恋的我共度那寂寞而冷酷的时刻。我们比不上“八斗方醉”的山涛，“大盆盛酒”的阮咸，更比不上“一饮一斛，五斗解酲”的刘伶。今天，在我画的《竹林七贤》中，他们正举杯豪饮，长歌当哭，而十多年前，我曾和大兄对酌，只是那一毛三分钱一两的白干，相顾寂然，无复豪情。

然而，生活中可留恋、可珍惜、可热爱、可倾心、可感动的事还很多。譬如吴祖光先生诚恳的邀请，嘱我为文，便是一件自认为荣耀的事。吴先生的书斋中自题“生正逢时”横幅，我深悟其中的哲理。这些年我与吴先生交往，未尝有接杯酒之余欢，而为了他高洁的人品和他对祖国、人民的挚爱，我愿干一杯，再干一杯!为了时代的进步和更光明的未来，我愿干一杯，再干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