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14
俗话说,人生在世,吃喝二字。这话深刻,点中了动物性存在的命穴。
民以食为天,说的也是吃喝为人世首要,有了吃喝,人才能活下去,吃足喝足、吃好喝好,是世世代代活着的理想。至于住、穿和精神需要,是饱腹基础上的事,从前绝大多数国人不敢奢求,直到21世纪以来才落实到平常的生活。在穷困得在马路上捡到一颗螺丝、一分钱都很稀罕的过去,也就是1980年以前,属于“老少边穷”四占其二的革命老区和穷困地区的苏北平原,百姓家庭把“顿顿大猪肉,日日小鱼汤”视为富贵,把“荤菜天天吃,小酒天天喝”视为梦想。这小酒天天喝,就不仅仅是活着了,而是活得自如,活出了滋味和劲道。豪门宫殿的酒池肉林,活的也是滋味,却不能为大众普及共享,显得出格的骄奢淫逸,向来为文史所诟病。话分另一头来说,历来的文人雅士或豪饮或小酌,似乎都可以弄出些超凡脱俗来,不论屈原枚乘、刘伶阮籍,还是李白苏东坡、吴承恩曹雪芹,言行异秉间发点酒疯,绝佳诗文耀然而生,不但无人见怪反而被世间视为神品的洒脱风雅。这就是喝酒的微妙境界,有如天才和疯子的比较,酒神和酗酒的距离仅有半步。
1983年以前,北部江苏淮阴地区的所有乡镇都叫作公社,涟水县除了县城涟城镇以外只有一个高沟公社的家底实力称得上是镇,其他的公社只能叫作乡,其中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地盘人口和政治经济地位上,也反映在公社行政机关所在的街容街貌上,高沟镇明显比全县各个公社高出半头。这种优势,归因于高沟镇历久的地域积淀,也归因于它酿酒兴业的工商传统,带动着地域的一方产业与生态。高沟镇自古生产烧酒,酒糟气弥漫街巷,处处过鼻浸脾,清末民初形成“天泉”“裕源”“永泉”和“公兴”等八大酒坊,醇酒沿淮河船运到长江、黄河流域各地。1940年代末整合各大酒坊成立高沟酒厂,一厂五址凸出业态之兴,以后逐步进入工业化的产酒期。1984年开始投产低度酒,体现酿酒工艺水平的正是低度酒,要求含醇度低而酒味口感不减反升。此后,产品逐渐发展为多个系列数十个品种,备受苏北各地老少爷们的心仪,也赢得省内外饮者的“口杯”。
据《中国酒志》记载,高沟镇的酿酒史可溯源至西汉,小成于北宋,大成于明清。据《熙宁酒课》所记:宋神宗熙宁年(1068-1077)间,涟水的酒课达“四万贯以上”,清代则酿有“烧酒”“黄酒”名闻远近。称颂高沟佳酿的诗章可以见诸典籍,例如韦应物往游花果山途经高沟镇时,畅饮过后留下“三月开瓮香满城,甘露微浊醍醐清”的佳句,流传着诗酒结缘的典范。而在经济凋敝、物产枯竭,镇城凭票购物、农民种地刨食的公社时期,高沟酒厂出产过地瓜烧,这是用苏北人养家活命的山芋干酿制的白酒。涟水人把苏北盛产的山芋叫作沙芋,把山芋干酒即地瓜烧昵称为沙(芋)干冲子,喝到嘴里顺着喉管咽到肚子中,有一股医用酒精的冲劲儿,可以说是高沟版的烈性伏特加。草根人家包括农家逢年过节或办大事,会喝沙干冲子。几毛钱一斤的沙干冲子散酒,对于种地刨食难以饱腹的农民兄弟来说,难得喝上一次就是一次口福;对于月薪二三十元的群体来说,尽管属于低收入,倒是可以隔天喝几口的。1970年我住在涟水乡下的奶奶家,尝过沙干冲子,辣、涩、呛、苦、火,确实有把医用酒精往喉咙里灌的感觉,烧得胃子疼,酒气往口中反冲,压都压不住。
因为父母亲是行医的,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外地的不同医院的宿舍区里,闻足了酒精的味道。记得在某个公社医院,我生点小毛病在治疗室里挂水,看到一个矮小的村民坐在长木椅上,像是病人家属或是勤杂工的样子,一会儿他站起身来往门外走,身体有些驼背前倾,经过治疗柜时把柜台上的一只装着消毒酒精的盐水瓶揣进棉袄里,悄悄地“顺带”出去了。他几次从医院“顺带”走酒精的谜底,被一位是他同村邻居的护士揭开,他把酒精拿回家兑上沙干冲子和水,解决自己的酒瘾。这个称得上是个酒鬼的村民,忙时种地闲时拉板车卖苦力,常为公社医院拉药送货,有时会直接向医务人员讨要酒精。
高沟酒厂出产过一种比沙干冲子的口味软一些、好一些的串香酒,据我的那位大半生泡在高沟酒厂的陈姓表叔解释,串香酒就是把沙干冲子再过一次酒糟,溶进一些高粱酒才有的味道。每斤散装的串香酒价格比沙干冲子要贵一毛钱左右,一般的农民兄弟是喝不起的,城镇户口的居民会去供销社或日杂小店,零买这种散装的串香酒。那些职业稳定、月收入四十元以上的城里人或公职人员,可以喝上53度的高沟大曲。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人家,能够喝上青瓷葫芦瓶的55度高沟特曲。
想起当年,当代涟水人最早引为骄傲的安徽省委书记黄璜转赴江西省任职之际,携他夫人李阿姨回到淮阴市区及家乡涟水县省亲访友,期间来我父亲这里作客。父亲下厨为客人做了几个小菜,还剁馅擀皮包了水饺,确保涟水口味不走调。本来拿上餐桌的酒是葫芦形烫金商标的蓝瓷瓶洋河大曲,黄璜随口问了一句,有没有高沟酒啊?我父亲便从邻家找来两瓶高沟特曲,招待这位和自己一起跟着新四军北撤的同班同学、老战友,他们是从有着赤红背景的涟水县募公中学悄悄离开的,那是1946年深秋的某个凌晨。我父亲才十二岁,黄璜十三岁,根本不适合扛枪打仗,父亲做医务兵,黄璜做无线电通讯兵。在泥腿子当家的农民子弟的部队里,两个红小鬼是非常难得的小秀才,兼做着连队官兵的文化教员。
听我父亲说,他们的部队在沂蒙山区与老百姓亲如一家,乡亲们竭尽所有支持新四军(1947年后改称解放军),遇到大年大节或打仗前打胜后,老百姓犒劳部队的大餐通常是烧猪肉、煮山芋和高粱酒。有一次队伍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后,驻扎在沂蒙山的一个村庄边,一位来自高沟镇的老炊事员,在吃饭时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只酒葫芦,和大家一人一口喝起高沟酒来。我父亲被老炊事员劝喝了一大口,呛得要命赶紧吃一块猪肉压酒劲,猪肉还没来得及咽下肚,村外枪声响起,敌军包抄过来了。大家饭没吃完、肉未消化,把烧锅灰倒进猪肉盆里,再用棍子搅一搅迅速撤离。父亲说,他是在战争年代跟涟水籍的大兵学会喝酒的,在寒冷疲惫的战途中,喝几口烧酒可以御寒提神。
1980年代及以前,淮阴地区虽然穷困不堪,却是闻名全国的酒乡,双沟大曲、高沟大曲、汤沟大曲和洋河大曲这“三沟一河”美酒,便是淮阴地区四个属县包括涟水县的拳头产品,都得到过全国奖或国际奖。越是穷困地方的人,越是纠结于有上顿没下顿的吃喝,日常问候语从来都是“吃过啦?”,进一步问候就是“小酒偏高啊!”,直到人人不愁吃喝、营养过剩,爱吃粗粮和蔬菜水果的2023年,这两种问候语依然在当地包括涟水县天天通行着。
淮阴地区在1983年改成淮阴市,辖区包括如今的淮安市、宿迁市和连云港市部分县域,城乡人口总计约一千二百万,地区行署所在地叫清江市。1970年前我随父母住在城中心的市医院宿舍区时,清江市的居民大约有七八万人,用不着美化它,这里就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苏北小城,去一趟省城南京需要两头见星星从早颠簸到晚。那些有着城市户口簿和粮油供应本的清江市民,带着刻在骨子里的优越感,端着类似于上海人那样居高临下的腔调,把全地区所有县城和公社街上的居民都视为土老二,农民在他们眼里更是乡下老土了。每当他们含着“三沟一河”的酒气,端着优越的架势和乡下人吵架时,常会被乡下人怒怼,你家的上代人不就是农民吗。的确如此,这些市区居民多数是来自村庄泥土的第一代进城人,几乎家家都有打断胳膊连着筋的乡下家眷和亲戚,连根着农田间的父母、兄弟姐妹、四叔五姑六舅和茅草屋边的猪圈、茅坑,可以说三代以上生活在清江市区的居民寥寥可数。
清江市区拿工资的人家,肯定能喝得上“三沟一河”,可是要想“小酒天天喝”是绝不可能的,一户五六口人的普通家庭月收入不过几十块钱,哪有什么闲钱买酒喝,除了买点便宜的散装酒,即使有钱想买“三沟一河”也得要有那种按户口人头配给的供应券,只有在过大年过大节时一家一户才可以限量购买“三沟一河”。市医院的每个家庭的主人多是科班出身的国家干部身份,工资收入比一般职业要高一些,我的父母也都是医生,家里的碗橱中有一两瓶“三沟一河”属于正常。千万不要扯到医生收病人或其家属红包的事,在过去根本没有“红包”这个概念,医生倒贴给贫困病人一点钱和饭票的事倒是时常发生。我可以作证的是,病愈者或其家属跑到医生家的门上,包括到我家的门上磕头谢恩,送一篮子农副产品或一条地产烟、两瓶“高沟大曲”之类,不收下就跪地不起的情况也不罕见,我父母遇到这种情况必然回赠他们相当的东西。
说起涟水县,对于土生土长在此地的人们来说是不二的家乡,他们的家族血脉、生活习性、事业前途、人际交集和思想感情,与此地的关系犹如肺和空气密不可分,也就与高沟小酒难断彼此。节日作乐也好,犒劳辛苦也罢,或者亲友相聚,涟水人特别看重吃喝中的酒,看重扬脖干杯的尽在不言中的情义。人们显示日子过得滋润,常说的话是“我又不缺酒喝”,更有炫耀式的表白“唉,这酒简直喝不过来。”淮安各县区大体差不多,穷困的过去不敢也不能贪杯,日子好过了以后不仅可以尽兴地喝酒,而且兴起了成章成法的酒规。在涟水的酒席上,食客们先喝下三杯门面酒后,互找对家双杯来双杯去,然后反复声称要加深感情,继续双杯来双杯去。敬酒要先干为敬,劝酒、被劝酒都得喝,举起酒杯必须一饮而尽,还要把酒杯口朝下显示没有残留一滴。每每如此,酒桌上的善饮者最为活跃,最爱与人斗酒,或者找各种理由劝来劝去、敬来敬去,结果也就灌满了自己的海胃。
酒到高潮时,常有人用二三两容量的玻璃壶(分酒器)当酒杯,找到对家一干而尽以示热情和尽兴。玻璃壶和酒杯里的酒要与大家保持同步,向酒杯里倒酒必须满至杯口,凸而不溢,称之为“肿眼泡”。喝干了一壶酒,才能注入下一壶酒,大家步调一致。如果说一壶酒喝完算是酒过一巡,酒过三巡肯定是不过瘾的,常常是酒过五巡六巡,海量者可以酒过八巡十巡喝它个一斤二斤。酒席到了尾声时,各人还要把自己酒杯中的残酒倒进玻璃壶喝光,叫作好听的满堂红,也就是人人都要门前清。酒毕吃过主食,众人散席,三三两两勾肩搭背、握手言别间,再约下次酒局。
(节选自沙克散文《乡味和根蔓中的高沟小酒》)
[作者介绍]沙克,当代诗人,一级作家,文艺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