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9
佛教徒常说“缘分”,逢着人生遇合之事得不到解释,便说这是靠的“缘分”。我不是佛教徒,但在祖母的熏陶下,从小就相信“缘分”;而且长大了碰到什么不可知的事情,也都推在“缘分”二字名下。这样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我和美国华人女作家木令耆的认识经过,便是一个例子。
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到了纽约,又从纽约到波士顿;我和老诗人卞之琳是坐了火车去的。招待的主人原要我们搭飞机,但是我们认为坐火车可以沿途看风景,便谢绝了。到波士顿的时候已近傍晚,我在北京认识的沈爱俪教授早已在站台上迎候,她告诉我们还有一位是刘年玲教授,正去开车到车站门口接我们。说话时我们已到站外,一辆小轿车也在我们面前戛然而止,从车上走出一位年轻的女士,沈教授便介绍我们相识。我上了沈爱俪的车子,因为她将是我的居住主人,卞老则上了刘的车子。奇怪的是我看见刘年玲,总觉得她的脸相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因此顾不了是否唐突,不免多看了几眼。后来她对我说那时她也有些不高兴,这个大陆来的人太无礼了。
第二天,她请我们吃晚饭,饭后就在她的起坐室内看电视,屏幕上正出现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耍嘴皮子,各人吹牛,卡特拙于辞令,说着一口结结巴巴的数目字,而里根则大显演员的才干,有如西部英雄的枪击,发发中的。我看得乏味,眼光不免在四壁间张望起来。我坐在门边的一张沙发上,对面壁上有幅毛笔写的条幅,字迹遒劲畅朗、清逸洒脱。我从头看到尾,却发现一位素识人的署名。我就不顾礼貌,径直问刘年玲写字的是她什么人,她说是她的父亲。我又问刘年翠是她的什么人,她说是堂姐,是她家姊妹一辈中最大的—个。这时她觉得我问得突兀,便露出迷惘的眼光了。
现在该由她来问我了。她问我怎么知道她的堂姐?我说她是我少年时的学友,那时我在杭州蕙兰中学读高中,她在弘道女校。这是一对教会设立的兄妹学校,星期日大家在—个教堂里做礼拜。不过使年翠和我熟悉的并不是耶稣基督而是杭州的学生运动。1932年初杭州学生第二次到南京向国民党汪精卫政府(蒋介石已下野)请愿,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我和她都是这个学生请愿团的中坚人物。请愿失败了,我们却建立了同仇敌忾的友谊;她思想的明快和行动的坚决,是我钦佩她的原因。
1932年夏我们都高中毕业了,我和她及二位姓任的姊妹一同到上海考大学。她暂住在叔父刘驭万的家里,我曾经到福履里路去找过年翠,见过年玲的母亲,那时年玲还幼小,但她母亲的好客给我的印象极深,所以对于这段经历深印脑际,尤其因为那时我很企慕年翠,以后她未及考大学就突然回去武汉老家,从此音讯毫无,使我在往后的岁月里,常常想起这段经历。后来在五十年代时,才偶然听到她结婚的消息,惟有在心底祝她幸福了,这次在美国居然会到了她的堂妹,我对这次意料之外的遇合,认为这是“缘分”使然,兴许是超自然的安排。年玲和我都珍惜这次会面。
木令耆是刘年玲的笔名,在美国的华人作家群中颇负盛名。在波士顿,她陪着我们去哈佛大学出席座谈会,陪着我们参观哈佛全校,陪着我们去访问费正清,她热情的招待和爽朗的谈锋,使我印象深刻。有一件事最使我不能忘怀的就是她的洒脱,她在开车到市中心时,环行街区一周,就是找不到停车的地方,而约会时间又将到临,她微微叹了口气,就把车子停在马路的消火栓前面了;我以为她没有注意,便提醒她此处禁止停车,她潇洒地挥挥手说:“至多是张罚款单,何必为这区区小事,去再找麻烦呢?”从此我认识了她倜傥不羁的性格,这是在妇女中很少有的。世上有许多人兢兢业业不敢越雷池一步,但也有许多人豁达大度,不受任何限制。我是惊魂甫定、夹着尾巴做人的,所以衷心敬重不拘小节的人,引为楷模。我和卞老在波士顿逗留了三天,但我认识了不少有个性的朋友,年玲便是其中之一。她送我一本用木令耆笔名写竹林七贤的小说,七贤都是不羁之材,惺惺惜惺惺,她将七贤写得生龙活跳,动人肺腑。她的洒脱,也许是七贤精神的后人。
她在美国编辑出版一本中文的文学杂志《秋水》,交流海外华人和大陆作家的作品。多年来锲而不舍,默默地工作着。她又多次给大陆与香港的书店编辑海外华人作家的小说选和散文选,使他们和国内的作家们通了声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了她的《海外文艺漫谈》,纵论欧美及中国的现代文学、戏剧、电影、雕塑、舞蹈和海外华人作家和作品,以及时代思潮。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她的学识和兴趣是多方面的。而且有她经过深思熟虑的独特见解,可惜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做得粗糙,没有把海外华人作家所用的译名和大陆惯用的译名统一起来,可能会使国内的读者起一种生疏感。去年她漫游西北回到北京,送了我一册,题字上写着“为了我们永远存在的多年友谊”。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不但是我和年玲的友谊见证,还是一种学术的交流。
我是一个疏懒成性的人,尤其惮于动笔写信,因为来信积聚多了,便不知从何谈起,只能不写,她呢?也是经常跑欧洲,因为她在牛津大学读过书,尤其喜欢意大利的风貌,行踪无定,所以我们很少通讯。这许多年来,我们只在必要时,通个长途电话。我以为即使有生花妙笔,也不能写出通话时那种愉快的心情,因为亲耳听到知友的声音,靠近得有如在起居室里闲聊,总为一种友情的温馨笼罩着,她差不多经常回国,探视祖国的文化宝藏,如敦煌和几个佛教胜地。无论她回国与否,每年尾我们必互寄贺年片,在上面写着几句报平安和祝颂的字句。“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就是我们的交往,但在我们见面时,却有谈不完的话可说。八十年代有—年她在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住在大学的勺园招待所,我去看了她几次,那可说我们见面最多的一年了。我们见面时的欢欣,又非几句话可说得清楚,我一向看待她为一位小妹妹,她见面时则称我为兄。我想有一点使我们有“缘分”的话,那是她的大姊,没有她作为我们感情上的媒介,大概不可能使我们如此亲密,又疏淡得出人意外。
她来北京时,总是来去匆匆,但一定找我去吃一顿饭,图得几小时的畅谈,我当然也珍视这一会面的时刻。我们真是无话不谈:从她的先生、孩子一直谈到她的杂志,她的旅行,美英和华人文学。她是温柔而又机智的,每每一句话启发我对某个外国作家和美国文坛的看法。有时不谋而合,当然谈得投机,即使所见不合,她也是微笑地坐在那儿,静听我的滔滔不绝,这就是她的温柔处。她的机智则在她对有些看不惯的人与事,能用一两句俏皮话,予以打发掉。和她谈话是一种文化享受,有时令我茅塞顿开,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今年旧历年尾,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我以为是她从美国打来的,她说她正坐在建国饭店的客房里我们约定在那里吃午饭,然后送她到张洁家里去。她所以要先住旅馆,便是要首先会见她在京的亲友,以免搅扰张洁的宁静生活,她总是什么事都为他人着想的。我们见面很高兴,一到餐厅里坐下来,就不知哪里来了一长串说不完的话,一顿饭吃了三个钟点。我问她年翠的近况,她说年翠的儿女大都在美国,住在佛罗里达,她们也不常见面,只是通通电话。
我也知道人生的遇合,有许多偶然性,那半个多世纪前的怅惘,似乎还是昨日之事,可是经过一个做梦也不能想到的机会,竟然使我又接上了在空中飘浮的游丝,认识年玲,这不是“缘分”又能用什么来解释呢?
1993年1月26日听风楼